他与边疆民族研究的不解之缘
本帖最后由 黄长江 于 2015-7-24 19:05 编辑他与边疆民族研究的不解之缘——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启龙
黄长江
王启龙1964年生，贵州兴仁人。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双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硕士（1993），中央民族大学博士（1996）。2000-2001：入选韩国首届KFAS Laureate学者，在成均馆大学任访问教授；2003-2004：入选哈佛大学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访问学者。1995年获宝钢教育奖；2003年获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项目资助；2003和2006年分别获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宗教学、民族学）；2005年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1年入选陕西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2014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有一个人，他的时间几乎都是些碎片，很难找到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完整碎片。因为他把自己嫁给了藏学，时间被天空中来回穿梭的飞机给分割了。就在那些飞机来来回回飞行的过程中，他的时间被分割了一些给北京，分割了一些给四川，分割了一些给陕西，分割了一些给西藏，当然有时也分割一些给老家贵州或者别的地方，还会分割一些给外国，比如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就是说，他时常跑东奔西、走南闯北，成为空中“飞人”，成了航空公司的常客。 他就是从贵州山里走出来，最终与边疆民族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成为走向世界的国内外知名藏学家、语言学家王启龙教授。他从基层一步一步拾级而上，不骄不躁，从容而潇洒。他曾经任教于兴仁二中、兴义师专（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1996年博士毕业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双聘教授，西藏大学副校长等职。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陕西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并同时担任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和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 王启龙生于1964年，家乡是贵州省兴仁县马场乡一个叫奇古地的村子。那里多石山，缺水，少水田，靠天吃饭，人们俗称“干山上”。在上世纪资源普遍匮乏、缺吃少穿的年代，人们就几乎靠吃包谷饭（玉米面做的饭）过日子，挂面等小麦面食很少吃到，大米即是稀缺的粮食。姑娘们靠嫁到“田坝头”（有稻田的地方）脱离“干山上”，小伙子们靠读书或当兵端上“铁饭碗”告别“干山上”。由于当时考学很难，哪怕初中毕业考上个中师也是乡亲们的荣光和自豪，十里八乡地传说祝贺，甚而素不相识的人也会登门录取者家中见一面以示祝贺道喜，而回去后都以见到考上某某学校的某某某为荣见人必讲，沾沾自喜，津津乐道。 王启龙自幼天资聪明，加之见父母及乡亲们的辛劳，立志好好读书，决心要跳出“农门”，于是他每天把小伙伴们用来玩的时间劈一大半放到了学习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2岁即考上了离家30来里远的百屯中学（现百德中学）读高中。 由于当时当地交通十分闭塞，没有公路，上学靠步行一半山路一半毛马路往返于家与学校之间。王启龙更加感受到了家乡的贫困，更觉得要奋起，仅仅“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已经不是他的愿望了，他也知道了百屯中学除了初中毕业考上中专和中师可以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外，还有一块更好的“跳板”，那就是高中。如果高中毕业考上大学，那就不仅能为家乡做贡献，还是家乡的骄傲，甚至可以为整个国家做贡献了！鸿鹄之志由此而生。王启龙决心要上高中、考大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他更加刻苦、更加努力学习了！严格要求自己，每天早起晚睡，一个学期尽量少回家，尽量少玩。转眼，他初中毕业，顺利地考上了高中；再转眼，高中毕业，1979年，15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可是由于当时年龄尚小，农村长大的孩子一般营养不良，身高只有1.43米，而王启龙自己梦想做人民教师，填报的志愿全部是师范院校：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结果无一录取。而滑稽的是，同样是师范院校的兴义师专最后因为招生不满而“捡漏”录取了他，进入该校英语专业学习。用今天人们的眼光看来，王启龙的第一学历很是一般。但是，我们不说他的考分有多高，就说当年全国的高考情况，是所谓“新三届”（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77、78、79级）中录取最少的一届，全国录取27万人，录取率最低，仅为6%。 当年的百德中学三个高中毕业班，只有他一个人考上大学，被称为“百中选一”。 进入大学后，王启龙发现了一片亮丽的风景——图书馆。那是书的海洋。中学时很想看而很难寻到的书，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图书馆成了王启龙的乐园，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泡”了进去。正当他徜徉于知识海洋、流连忘返的时候，两年学制满了，他个儿已长高，但才17岁，未成年的他马上面临毕业就业。1981年8月，他被分配在兴仁二中教英语。据说当年在兴仁二中，到了选举县人大代表的时候，他的许多学生年满18岁，有选举投票权，而他本人虽然是老师，却还不具有选举权。 了解他的人都清楚，人民教师很光荣，但中学教师远远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的心中有很多遗憾，弥补这些遗憾的最佳方法就是实现更为高远的理想。 1984年，贵州教育学院英语系（专升本）首届招生，他以全省第2名的考分来到省城学习。两年后完成本科课程顺利毕业。当年报考了北京外语学院英国文学专业研究生，虽然当时第二外语法语考了88分（据说是全国第一），但因专业课不如北外自己的考生而被转到西南地区某外语学院，但王启龙放弃了这次机会。他要弥补上大学时的遗憾，他要到北京上学。 于是，回到兴仁二中交了一年书之后，1987年兴义师专将他调回母校英语系任教。由于学校师资短缺，考研究生的机会并非年年都有，但他随时准备着，一边工作，一边等待机会。1990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他的导师是曾经担任过中国语言学会会长的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教授（1925-2012）。我们还得清楚，当时的研究生招生，全国只招35000名。 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刚毕业，他就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藏学博士。这个过程其实有许多偶然性。硕士毕业时，他原先就很想接着读博士，可他也是个凡人，需要生活保障。当时孩子才3岁，妻子邓小咏还在兴义师专教书。为了养家糊口，他决定先工作，单位是中信公司。可是，这时妻子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她很想把孩子带到北京。了解北京的人都知道，中信公司与中央民族学院颇有一些距离，孩子来了怎么照顾是一个大问题。正在犯难之际，《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博士招生简章，这是该校首次面向全国招收博士生，此前都是招收校内老师和学生。为了在一起好带孩子，王启龙决定报考博士生。当然，结果是理想的。他轻松进入中央民族学院攻读博士。当然，当年的博士招生名额，全国只招4000名，而且是宁缺毋滥。实际招生人数或许没有这么多。 接下来才有了与边疆民族学科——藏学结缘的故事发生。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必须学一门民族语言，当时博士导师马学良教授问他想学什么语言，他脱口而出：“我想学藏文。”马先生是研究彝语的，但他即刻表示同意：“好，我给你找最好的藏文老师！”后来的故事就是，王启龙跟随著名藏学家王尧教授学习藏文，从此踏上了藏学研究之路。 读博期间，王启龙于1995年获得宝钢教育奖（学生奖）。这是中国一个颇负盛名的学术奖项，规格高，很有影响力和权威性。学生奖每年只颁给1名学生。 1996年博士毕业后，王启龙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双聘教授等职。在此期间，他于2000-2001年入选韩国高等教育财团Laureate学者，2003-2004入选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这两个项目都是国外学术委员会评选，非常严格，前者每年在亚洲地区遴选50名，后者每年在全球遴选25名左右42岁以下、有学术前景的青年学者。 2004年从哈佛大学回来之后，2005年被组织派到西藏大学担任副校长，长达四年之久。在这四年中，他经历过常人难及，个中甘苦难以言说，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要说的，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被周永康之流陷害，有苦难言的时候，他都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党和国家，他都坚持始终西藏必须稳定和发展同时并行，二者不可偏废，那些空喊稳定口号，忽略发展以提高民生的做法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他都始终坚持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根本在于“法治”。也许他还是在西藏最早提倡西藏文化软实力的人士之一，他认为西藏文化的发展繁荣、西藏文化的开放包容才是对境外达赖分裂集团所谓“西藏文化毁灭”论的有力回击。 由于读者已经明白的原因，2010年他回到内地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2010年底入选陕西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面向全球招聘），2011年起任陕西师范大学二级教授至今。2014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是我国民族学领域屈指可数的几位长江学者之一，是目前国内藏学岗位唯一的长江学者。 早在1990年代，王启龙就开始小试牛刀，发表论文、出版著述。1992年他在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英语语汇源趣》。当然，他本人很是不满意。他认为自己真正懂得做学术那是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及其以后的事情。 2003年，他的《现代汉语形容词计量研究》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其实是他的硕士论文（1993）十年之后的修订稿。但他没有想到这本书在学术界，尤其是在国外影响很大。迄今为止是他的著述中引用率最高的作品之一。 《现代汉语形容词计量研究》收集2110个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方法新颖独到，以统计分析、量化考察为特征，探讨了形容词和不及物动词、副词的划界，形容词带宾语等有关问题，并讨论各类形容词的句法功能等，是学术同行的一部必备参考书。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了该书的韩文本。 藏汉自古是一家！唐代的文成公主和藏王松赞干布的美满姻缘，成为佳话传诵千古。而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始于元代。此间，促成西藏归顺祖国的藏族有识之士，是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帝师、西藏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研究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帝师、西藏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对祖国统一的贡献，弘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研究他的佛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于是，博士期间王启龙的博士论文选定为专门研究八思巴生平及其代表作《彰所知论》的对勘研究。 国内外研究八思巴的专家很多，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都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特别是他的名著《彰所知论》，国外有印度学者P. C. Bagchi，国内有陈寅恪等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问世，颇有建树，但由于时代所限，前任没有进行汉藏文本对勘研究的条件。而今乃新时代所赐，已经有了对此著藏、汉文进行全面对勘研究的条件。于是，他用了读博士的３年时间，潜心学习，刻苦钻研，完成了4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深入细致地对八思巴的生平、著作、思想、佛教贡献进行考证，详细叙述了藏族、蒙藏关系史和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突出了帝师八思巴对祖国统一的贡献，对藏汉经济、文化建设与交流的贡献，并且对八思巴的名著《彰所知论》同时用藏、汉文进行逐字逐句的对勘研究，进而修补了藏汉文本的缺陋，使《彰所知论》藏汉文本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篇高难度的专著，填补了《彰所知论》汉藏对勘研究的空白，在前人基础上多有创获!实在难能可贵。 每当提及这部论著，王启龙大脑里都会浮现出那次答辩的场景。1996年11月30日上午，中央民族大学主楼会议室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博士生导师胡坦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所所长陈庆英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丹珠昂奔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戴庆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导师施正一教授等出席答辩会。这场答辩会别开生面。坐在教授们对面的是一位儒雅白净、戴着眼镜的青年，他就是藏学研究者王启龙。他既显得胸有成竹、神情自若，又显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他就专家们的提问，准确而迅速地作出了回答。当历时4小时的答辩会圆满结束后，专家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都走过来与王启龙握手，祝贺他的成功。 专家们一致评价王启龙的论文“是一部颇具功力的博士论文”，“是一篇涵盖面较宽、难度较大，但材料丰富、论证坚实、富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 正如前文所说，1996年博士毕业后，王启龙进入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任教。刚到清华，他就担任中文系1996级（6字班）的班主任，并有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科研的领域涵盖除了语言学，主要是藏学研究。在清华，他是留学生本科学历教育的拓荒者和主持者之一，2002年还创建了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该中心是当时清华大学研究经费较为丰富的文科研究中心之一，清华园内许多学者，有些甚至是非常著名的学者都曾经申请过该中心的研究课题。当然，借助中心资源以及他在国外的社会资源，王启龙募集了一笔专款编辑、翻译、出版了《李方桂全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012，13卷14册，16开，繁体字本，全精装）。李方桂先生是清华校友，是早年清华选派到美国的留学生之一，先后就读于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1929年学成归国后任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1948）中只有两位语言学家：一是被称之为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先生，一是被称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少数民族语言学之父）的李方桂先生。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学术意义还是社会价值来讲，《李方桂全集》的出版是何其重要！ 王启龙常常说，他很幸运，碰到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良师益友。在中国人民大学严格的语言学院训练以及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与宗教学研究、民族语言与文献学训练都为他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起，王启龙与王尧教授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15、16、17、18、19、20辑等，该丛刊已经更名为《国外藏学研究》）。同期，他独立主编藏学译丛两套。 1999年，他的博士论文《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简体字版）出版了。这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他孕育了很久的“第一个孩子”，堪称为他的第一部代表作。 2000年9月，他被入选韩国高等教育财团KFAS首届Laureate学者，赴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研究院做博士后访问学者一年，同期在成均馆大学任访问教授；2002年，他获得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宗教学）三等奖（宗教学全国共3项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2003年，他著述的《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和《现代汉语形容词计量研究》相继出版，《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也出版了汉语繁体版。同年，他获得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项目资助；并于8月入选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Harvard-Yenching Scholar），在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一年。同期，他开始编著《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 2005年，王启龙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论文）二等奖（一等奖空缺）；2006年，获第四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民族学）三等奖（民族学一、二等奖空缺）。 2008年2月，他编著的《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书一出版，反响强烈。这是王启龙早在2005年就已编著完成的书，由于当时未能及时出版，随后王启龙又与邓小咏合作研究著述了《佛学大师钢和泰男爵生平考》系列论文。尽管搁放了两年多的时间，很多东西仍未来得及校正，导致书出版之后一边是热烈的掌声，一边是吹毛求疵的高人指正。 鼓掌者也好，求疵者也好，都是在激励和鞭策着王启龙继续努力，继续前进。读了《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的人们都非常盼望有哪位高人能写出一部《钢和泰学术评传》来！其实，这部书已经有人写出来了。 2008年王启龙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将更进一步得到教育部的支持。 2009年7月，《钢和泰学术评传》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者是王启龙和邓小咏。其实，王启龙早就有了写一部《钢和泰评传》或《钢和泰学术评传》的想法，并且他已有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邓小咏研究馆员合撰的《佛学大师钢和泰男爵生平考》系列论文陆续发表到了2007年10—12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上，反响强烈。 随后，他们把对钢和泰较为全面的研究都撰写了出来，于是就成了这部《钢和泰学术评传》，正迎合了学界的期待。 《钢和泰学术评传》是第一部钢和泰评传。作者博采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钢和泰往来书信及相关著述，首次再现了这位东方学大师的生平经历和学术思想风貌。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是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梵语学者。生于俄属爱沙尼亚，获德国哈勒-威登伯格大学博士学位，后游学英法各国。他先后担任彼得格勒大学助理梵文教授，北京大学梵文与宗教学讲师、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哈佛大学教授。他在北京创办中印研究所，并长期担任所长，同时多年在其寓所主持研习多语种佛教文献的家庭式研讨班。此外，他还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中研院”史语所特约研究员、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他与当时国内外学术界交往广泛而密切，汉学家如高本汉、伯希和、戴密微等人，国内学者如梁启超、陈寅恪、胡适、赵元任、王云五、汤用彤、吴宓等人，均与其有深厚交谊。中国近现代人文学术史研究中，钢和泰研究始终是人们期盼已久而难有创获的课题，王启龙的研究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作者将全书分作上、中、下三篇，每篇5章，前有前言，后有附录。上篇为钢和泰生平考，依时序写钢和泰青少年时代、游学之路、初进北京、哈佛一年、再回北京，简要地介绍了钢和泰的前期经历。中篇叙评钢和泰与中国近现代学术，分别从钢和泰之梦、钢和泰与中国学术界、钢和泰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钢和泰的佛教文献研究和钢和泰对中国藏学的贡献5个方面叙评钢和泰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状态。下篇述论钢和泰与哈佛大学，先后从受聘哈佛、钢和泰及其中印研究所、群星璀璨——钢和泰的研究助手、哈佛燕京学社赴华留学生、永远的遗憾——世界级学者的陨落5个角位阐述和评价了钢和泰及其事业。附录部分是1930年至1936年每年2月份钢和泰向蔡斯和叶理绥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以及主要参考文献索引和后记。是一部较为系统、全方位地研究钢和泰学术贡献的著作。不管承认与否，王启龙的钢和泰研究的确处于学术前沿。 王启龙比较在意的学术成果之一，恐怕还得算上他与还克加共同完成的藏传佛教史籍《青史》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卷本，系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青史》，管·宣奴贝著。主要记叙了西藏后宏期佛教的复兴、教派的形成及传承关系、各派名僧、寺院、经典等内容,是一部9世纪中叶至15世纪后半期的西藏佛教史。成书于1478年。全书15章，除第一章叙述佛陀所属释迦族的起源及其世系,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和传承,以及吐蕃王朝和唐朝、元朝的帝王世系外，其他各章概述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历史和传承法系。其中分别记述阿底峡、玛尔巴、俄译师以及廓扎巴、尼古两大法师和释迦吉祥贤、宗喀巴等的生平事迹及其法系；萨迦派道果法与噶举派大手印法的传承；中观、正理(因明)及弥勒、无著五论以及续部（密宗经典）在西藏的译传情况等。本书在藏传佛教史书中与《善逝教法史》齐名。内容丰富，保存了许多久已失传的史料，作者对于重大史实及重要人物的行事年代的考订，较为翔实可信。因此其后各家史书多以此书为主要依据。1949～1953年，苏联藏学家罗里赫将此书译为英语，分两卷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中国四川民族出版社分上下两集出版了藏文本。由于现有汉译本存在诸多缺憾，学术界一直期待一个全新的译本问世。王启龙等人用长达五年时间，根据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文版逐字逐句重译，并参阅20世纪中叶苏联学者罗列赫的英文译本。几种版本对勘互补，加上完备规范的注释，着实使《青史》汉译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2013年1月，他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钢和泰学术评传》获批立项，资助研究经费40万元，用于该项目最终成果Academic Knight between East and West—ABiography of 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 的文本改写、英文翻译和撰写、出版宣传等工作。这是他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首次获得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使陕西师范大学在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申报立项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他获批的这一项目也是西部地区（西北、西南）获批的第一个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该项目主要以王启龙、邓小咏原著《钢和泰学术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为蓝本撰述英文版。 钢和泰1917年来到中国后，一生绝大部分时光在北京度过，他的绝大多数学术成果撰写于北京。第一部最重要的著作《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英文版）是经胡适推荐、梁启超写序，在王云五帮助下于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钢和泰及其所主持的中印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质上扮演着在北京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镇之一。他的最大贡献，除了将当时西方先进的人文学术研究方法引进中国，竭力缩短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与西方学术界的距离外，他的学生中出现了一大批中外的著名学者，比如李方桂（语言学家）、于道泉（藏学家）、林藜光（佛学家）、黄树因（佛学家）、Derk. Bodde，JohnK. Fairbank，Walter Liebenthal，James.R.Ware，KnightBiggerstaff，Herrlee Glessner Creel，Owen Lattimore, Charles S. Gardner, David Nelson Rowe, Francis W. Cleaves, George E. Taylor, Laurence C. Sickman等。由于他杰出的学术贡献，他和高本汉、伯希和在民国时期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为首批“特约研究员”（honorary research fellow），三位都是当时顶级国际著名汉学家。其中钢和泰“零距离”地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语言学、历史学、宗教文献学等）。 正是这位怀着浓郁中国情结的俄罗斯男爵，曾立志要为中国培养更多的中印研究和宗教研究学者，并建立“中印研究中国学派”，可惜的是，他的早逝，使他未能实现其伟大的学术理想。 而对钢和泰生平与学术的研究则成为中国近现代人文学术史重要的课题之一。由于条件的限制，学术界对他的研究长期处于瓶颈。王启龙等人近几年取得钢和泰研究的系列成果，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空白。这次申报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也是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英文）。这将对钢和泰一生的学术经历作一全面的梳理，并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学术背景和钢和泰著述的学术思想本身，对钢和泰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尤其是宗教文献学、梵文佛典研究、佛教语言学、佛教文物考古学等方面的影响和贡献进行较为系统的描述，作用举足轻重，意义十分巨大。因而，这个项目的获批也是理所当然的。 2013年，他著的《中国藏学史（1949-2005）》出版，《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修订本）同时出版，《现代汉语形容词计量研究》也出版了韩文版。又给学界重重地震了一下。 2013年12月13日，是纪念笔山书院成立200周年的日子，他到兴义市笔山书院作主题为“从大山走向世界”的讲座，这是他为黔西南有名的笔山书院师生们作的一堂很生动的励志专题讲座。他给师生们讲述了他的学习、工作和人生经历，他的成功说明了自身的努力、坚韧不拔的精神，勇于承担的责任心是所有学者所不可缺少的。他告诉大家八个字：“诚实做人，踏实做事。”那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他的成功经历为听课的学生树立了榜样，激发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只要努力，大山的孩子也可以走向世界。 是啊，走向世界是他的梦想，也是我们很多人的梦想。他已经走向世界了，正在把经验传授给更多的人，引领更多的人，包括大山的孩子走向世界…… 2014年6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的“弘扬民族文化，彰显民族和谐——藏学著作出版座谈暨学术研讨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与会领导和专家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年来先后出版的、由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和王启龙教授等著、翻译校注的《青史（足本）》《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修订版）、《中国藏学史（1950—2005）》三部著作相继发表看法，对上述著作的出版及其学术价值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刻的分析。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著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言。他们中既有藏学界、史学界学养堪称典范的老前辈，还有近些年在学界声誉日隆的中青年学者，少长咸集，群贤毕至。 藏族文化是中华多元一体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学研究是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藏学研究工作有助于推动民族宗教研究工作向前发展，有助于提升我国民族文化研究的软实力，有助于展示和宣传新中国藏族地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这几部著作在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凝结了学者们的心血和智慧，放射出人类文明璀璨的光芒。它的出版对于推动民族研究，繁荣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和谐，彰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会上，学者们对出版的三部著作进行了严肃认真、热情洋溢的讨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学者们认为，《青史（足本）》《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修订版）、《中国藏学史（1950—2005）》三部著作的完成，基本上构成了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中国藏学学术史，填补了此领域研究的空白；有助于寻找中国藏学研究的研究盲点，有助于重新审视中国藏学研究的成绩与不足，寻找学术研究的盲点和重复点，为国内藏学研究者和其他相关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具有很强的藏学资料价值，为藏学及相关研究者提供了查阅资料的便利；有助于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有利于促进中国藏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对进一步促进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建设完整的中国藏学学科具有一定借鉴和参考意义；有助于宣传中国藏学研究的精品力作，扩大重要成果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促进同行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相互了解，达成学术共识，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这些著作的完成和出版是对“中国学术界的重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藏学研究一定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是中国藏学界的大事。这些著作是中国藏学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就。 学者们对王启龙教授的学术功力、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充分赞赏并给予积极期待。 2014年6月，王启龙教授受聘担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一职。察哈尔学会认为，王启龙是中国藏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加入察哈尔学会，将对该会涉藏公共外交研究和冲突和解研究两个方面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 2014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接到教育部《关于做好2013、2014年度长江学者聘任合同签订工作的通知》（教人司361号），王启龙与该校文学院张新科教授、化学化工学院刘忠文教授同时成功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其中，王启龙是该校2011年“百人计划”引进人才。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需要的入选条件包括：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近五年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主持完成或正在主持国家重大和重点科研项目，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一等奖及其以上学术奖励，或取得其他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有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已经成为了所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同时，具有突出的团队领导能力，所领导的学术团队具有一定的规模和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另外，所在单位具有良好的学科平台，拥有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省部级及其以上重点实验室或工程研究中心，所属学科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在全国具有良好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声誉。 进入2015年，王启龙面临的是“月落日出又出发”的景象。他的时间更是一阵紧似一阵地被那天空穿行的飞机切割着，向东西南北中分发着，切分了一些给书本，切分了一些给校园，切分了一些给这样那样的活动，切分了一些放到了论文的著述上，当然，那些负责切分的航班自己也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留下了一些。 2015年1月10日上午，由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启龙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以来域外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整理与研究”开题研讨会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教学六楼一层会议室举行。陕西省社科规划办何军主任出席会议。 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甘晖在致辞中说：“在引进王启龙教授之后，学校（陕西师范大学）藏学研究有了很好的发展，他所做的很多工作在国际国内都处在前沿，也引领了学校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所以，希望通过这次开题进一步让各位专家能够给王启龙教授的该项目提出更好的更多的一些意见与建议；也希望王启龙教授的团队能够在大家今天开题论证的基础上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何军祝贺王启龙教授团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衷心希望该项目早出成果、多出精品，并提醒王教授及其团队成员要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 开题研讨会上，王启龙作为课题组首席专家首先向陕西省社科规划办及学校表态：课题组一定会按照相关规定，在各位专家的鼎力支持下，在项目组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一丝不苟地、认认真真地将课题保质保量完成，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随后，他从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预期目标等方面作了开题报告，并详细介绍了课题总体框架与结构、研究总体思路、重点与难点问题的思考与解决、课题创新与深化等方面进行。子课题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耿昇研究员、西藏社科院民族所巴桑旺堆研究员、西藏民族学院陈立明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等分别介绍了各自负责子课题的相关情况，并表示依托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所具备的英、日、俄、法、德等语种平台优势，非常有信心将该课题做好。 经专家组评审论证，一致同意通过该项目的开题论证，此课题的研究符合我国重大战略需要，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该项目在学术研究与智库建设方面都将会取得重大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上述重大项目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随着项目成果的逐一问世，藏学研究的另一扇门将被打开，里面呈现的一定还有无尽的精彩，那让我们热切期待着吧。 ——原载《中外名流》总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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