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很遗憾，我没有给你造一条永不沉没的船”
1912年4月10日晚，一艘满载乘客的豪华邮轮由英国的南安普敦港启航前往美国纽约。这艘名为“泰坦尼克号”的超级巨轮是当时人类建造的最大可移动物，被誉为“不沉的方舟”。不料启航后的第四天，就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岸误撞冰山。船上2208人，仅有705人获救，1503人沉入海底，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但汹涌的海水、诡谲的冰山吞没的只是这些人的肉体，他们的灵魂以及在这艘巨轮沉没之际所表现出的无畏勇气和伟岸道德却永远不朽。它在后人心中筑起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美国作家丹尼.阿兰巴特勒在《永不沉没》一书里向我们详细描述了这艘巨轮沉没的全过程。当时建造该船的安德鲁斯也在船上，经他检查后，失望地告诉船长，船舱已大面积进水，不久这艘巨轮将无可挽回地沉入海底，而救生艇不够一半乘客逃生。船长史密斯不假思索地说：“让妇女和儿童先行”！接着他又低沉而坚定地补充道：“我跟船走”。虽然这个过分自信的老人，在多次接到冰山警告后，仍命全速航行，但在死亡来临的一瞬，他没有利用职权逃生，而是以自己的镇定和刚毅表达了他的忏悔和尊严。后来有人看见，直到汹涌的海水涌进驾驶舱，他都一直站在船舵旁，像石头一样沉默，直至海水没过他的头顶。造船师安德鲁斯，是最早知道船要沉没的人，但从得到噩耗的那一刻起，他就没有打算逃生。在最后的时分到来时，有人看见他一直站在房舱的大厅，注视着一幅题为“通向新世界的门槛”的壁画，毫不关心脚下的海水正拾级而上。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一个女服务生说的，他说：“孩子，很遗憾，我没有给你造一条永不沉没的船。”对于船上另一个“管理级人物”，一副默多克，却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自杀了，有人说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企图冲进给妇女儿童用的救生艇的乘客，然后举枪打死了自己。电影《泰坦尼克号》用的就是这个细节。
对于泰坦尼克号上集体性地坚守岗位，不离不弃，丹尼.阿兰巴特勒分析说，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领导者临危不惧。在死神到来的时刻，他们的沉着坚毅无形中鼓舞了那些愿意跟从“正确、高贵、美好事物”的男子汉们。当然，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自己也成了“正确、高贵、美好”的一部分。 但即便是这样，当我们重新触摸那些令人发烫的史料时，仍然有一种内在的感动令人心驰神摇。因为不是一个船员、两个船员把机会留给了别人，把无望留给了自己，而是几乎所有的船员、水手、锅炉工以至厨师都是这么大义凛然，慷慨赴难：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尽管这看起来是多么的无用；锅炉工亨明本来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桨员，但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别人，到最后一刻他还在甲板上放卸帆布小艇；报务员菲利普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后一分钟，船长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着键盘，敲击着生命终结的秒数；最让人感动的是船上的乐队，不仅没有随着人群逃跑，而是在灾难的现场，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队员身穿燕尾服，一直演奏着“上帝和你同在”的乐曲。他们知道这样做不能阻止死神的临近，但那深沉悠远的宗教圣歌极大地安抚了未亡人不安的灵魂，那悲凉激越的提琴声，展现了人在死亡面前所拥有的全部哀伤和尊严。
事后统计，900名船员中有687人像船长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泰坦尼克号上，也就是说有76％的船员葬身海底，占整个死亡人数的45.7%。但谁都知道，船员在船上，无论就经验、还是条件，比乘客更有机会逃生。对此，《永不沉没》的作者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这样的理想教育着：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但这样一种群雕般的英雄壮举单靠“责任意识”是无法说清的。因为在泰坦尼克号上不仅是船员，那些本没有“责任”的乘客，包括那些百万富翁和普通乘客们也同样显出了自己高贵的人性：
据文献记载，由于1912年4月10日的航行，对泰坦尼克号来说是建成以来的第一次，是“处女航”，所以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媛巨贾纷纷以先“乘”为快。因而乘客中有总统的侍从武官、知名戏剧制作家、费城电车大亨、钢铁业巨子、传记作家、神学家、电影明星、工程师，以及美国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德，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伊西多•斯特劳斯等。一等舱的337名乘客中，仅百万富翁就有57位。
其中，约翰•雅各布•阿斯德是当时全球最富的人之一，他的资产据说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 他的妻子马德琳才18岁，当时正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所以阿斯德夫妇带了十多名佣人。在“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之际，阿斯德搀扶着马德琳来到四号救生艇旁，对照管救生艇的船员说，妻子身体很弱，能不能让我上艇照顾她？船员回答：“不行，先生，除非所有的妇孺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一个男子上。”阿斯德没有多说一句话，脱下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后就退到甲板上，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天使接应的时分。几天以后，人们在海面上发现了他，浑身都是煤烟，而且已被砸扁了，打捞者猜测他可能是被船上倒下的大烟囱砸死的。
“泰坦尼克号”上的另一个“大款”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伊西多•斯特劳斯。海难发生近百年后的今天，“梅西百货公司”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座落在美国曼哈顿第六大道上。“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以后，有人向67岁的斯特劳斯建议，“我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艇……”这位老人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离开之前走上救生艇。”斯特劳斯夫人本已上了八号救生艇，但刚要坐下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她走下来，对斯特劳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就这样，一对老夫妇蹒跚着走到甲板的藤椅上坐下，像一对鸳鸯栖息在水上，直至冰冷的海水把他们全部卷进海底为止。
当知道没有获救的可能时，世界著名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没有绝望，他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对随从说：“我即使是死也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遗言是：“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牲，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
中国有一句格言“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在“泰坦尼克号”船毁人亡的关键时刻，这些世界巨富，“外国大款”，似乎想都没有想过要贿赂救生艇的官员，有的甚至宁愿将现金带进天堂都没有掏出来试一试。像大亨阿斯德，当人们从煤灰堆里拉出他时，还从他的兜里搜出2500美元现金兑换支票，而当时船上水手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20美元。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都是船长史密斯的好友，可没有一个人要求船长“法外开恩”。这是一群真正的“另类”，这是一个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们用他们的良知和美德向我们证实：大自然的惊涛骇浪、狂风暴雨，可以摧毁人的肉体以及任何人手制造的“巨无霸”，但它摧毁不了的是人们用意志和品格镕铸而成的文明价值和信念世界。
“泰坦尼克号”上有一个基督见证的故事令人动容。
当时船上有一位牧师叫约翰•侯伯，应邀到美国芝加哥慕迪教会布道。他眼见灾难就要降临，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上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地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害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 若此刻失去生命，必将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闻听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们听后，大受感动，他们手牵着手，一同唱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震动了苍穹，震动了船上其他的乘客，大家秩序井然地接受船员的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直到海水把这些基督徒和他们的歌声一起带进大西洋底。
侯伯牧师掉到海里时，抓住了一块浮木，在海面上漂流，碰到另一个什么也没抓到的年轻人。牧师问年轻人：“年轻人，您得救没有？”年轻人回答：“没有。”一个海浪把他们分开了。数分钟后，他们又接近了，牧师再问他：“您与神和好没有？”他还是回答：“没有！”一个海浪又把他们分开。最后一次他们靠近时，在海中飘浮已久，年轻人已经疲惫不堪，想放弃挣扎时，牧师却告诉年轻人：“年轻人，耶稣要救你！”说着就把手中的木板，送给了他，自己沉入海底。天亮之前，赶来救援的船只捞起了许多尸体，只有六位不在救生艇上的乘客生还，这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
读完这样的故事， 回头再看克拉玛依大火中的官员，真让人有一种沦肌浃髓的悲哀。我为生我养我的苦难母邦深深地耻辱着。如果说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光是要与祖国分享荣耀，而且得分担耻辱的话——像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的“为波兰的罪过感到羞耻的人，就是波兰人”，那么，在阅读这样故事的时刻通常就是我的民族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刻。它表现在，我不再相信那些制造“说不”烂货的家伙们所硬造的“自摸”并假装“高潮”来临的幻想；即使有一万个像季羡林这样的“大师”站出来证明“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也不相信。我们和别人的差别，不是肤色的，而是血液的；不是物质的，而是心灵的；甚至不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的，而是人种、信仰、精神基因的。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给我们制造了多如牛毛的明君、忠臣、义士、侠客，唯独没有一个绅士；数不胜数的先贤、鸿儒、高僧、圣人、领袖、导师，让我们保护国家，保护民族，保护纲常名教，尤其是有资格代表国家、民族的领袖和导师本人，唯独没有说，我们应该保护妇女和儿童；皇帝、暴君、独裁者以及一切“正人君子”孜孜不倦地教我们“忠”，教我们“孝”，教我们一切修齐治平、贞节烈义以及“阶级斗争”的大道理，唯独没有教我们“爱”，爱一切人，爱智慧，爱人类创造的一切自由和文明的价值。 陆地是一条永不沉没的船！ 家就是我们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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