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
现在想来，我奶奶用了近乎二十年的时间来接受死亡。
我爷爷去世的事情，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晰了。是我小学二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早晨我还在睡觉，只觉得大人们始终在楼梯上走动，也没有人来叫我，没有人跟我说话。我自己起床，坐在院子里等待，也不知道在等什么。然后爸爸找到我，叫我去跟爷爷说声再见。我心里对死亡没有什么明确的感知，只是随着他走去亭子间，那儿挤了很多人，爸爸把我推搡着弄到床边，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快点。于是我嘟囔出一句，阿爷，再会。我想他已经死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有种感觉，我的爸爸并不想告诉我真相，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许是想保护我，在我与残酷的事情之间，暂时遮挡一下。于是我很乖巧地假装不知道他已经死了，我下楼，独自吃早饭，走路去家隔壁的学校上课，像平常一样。大概是我假装得太好了，我甚至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悲伤。
我不知道人在面对第一次死亡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是否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反正我之后，每次面对亲人的死亡，都会采用假装不知道的回避态度。假装不知道蒙蔽掉了所有的伤感，和那些应该会掉下来的眼泪。
现在我依稀还是记得些爷爷的模样，毕竟他的黑白照片在之后的很多年间，都放在家里的五斗橱上，春天时旁边插几枝迎春，冬天则是几株腊梅。他活着的时候，常穿中山装，口袋里有时候会摸出颗樟脑丸来。最后他是因为肺癌死的，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很奇怪，他从来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还都要喝上一杯人参茶。
不过我却几乎想不起来奶奶与他在一起时的模样。仿佛自我有记忆开始，奶奶就已经是一个人的了。
上海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时候，有过一场很严重的肝炎流行病，因为毛蚶而起，那年据说病死了很多人，有点像2003年非典时的情形。所以在我成年之前的记忆来，我从未见过毛蚶这种食物，只听亲戚们描述当年吃毛蚶时喷香的场景。在水里抄一把捞起来，带着血水呢，蘸一蘸撒了葱姜的醋，一人都能吃掉一锅。只是从那年之后，我们家里再也没有碰过毛蚶，与许多其他的上海人家一样。
我的奶奶没有逃过那劫，大概是在末尾的时候，传染上了肝炎。那应该是在爷爷去世以后不久，她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那场病会不会消解掉一些她失去丈夫的痛苦。我去医院看望过她几次，只记得回来以后被要求反复洗手，才能上桌吃饭。
等她出院以后，就不再与我们一起吃饭。我说的不再，是从此以后，直到她在2007年冬天去世，都没有再与我们一起吃过饭。
刚开始，她还与我们坐在一个饭桌上，不过是用自己的碗筷，坐得远远的，让爸爸夹菜给她，绝对不直接碰桌上的食物。那时候，她变得非常小心翼翼，脸上常常带着种惊恐的表情，像是病菌已经长期在她的身体里种下来，再也不离开。她是个非常非常善良的人，总是提醒旁人她得过肝炎，也唯恐把病再传染给了他人。她甚至不太愿意让我坐她坐过的椅子，那也是一把专门的椅子，她每天坐在上面看报纸，等到傍晚四点钟，她会站起身来，先把整栋楼的楼梯全部都拖一遍，再拎着一只铅桶，去弄堂里捡垃圾。她捡垃圾也不为了卖钱，而是真的把地上的脏东西都捡起来，分几次去隔壁弄堂的垃圾桶里扔掉。
其实我至今都不太理解她，有时候比较起自己来，难免觉得她心里那种极端柔软，极端容易担忧，又极端善良的性格并没有遗传到我这儿，也或许有，只是用了另外的方式。
再后来，她就不再与我们一起吃饭了，甚至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那时候我们还住在老房子里，我与爸爸妈妈一起挤在楼下一间30平米左右的房间里，奶奶独自住在亭子间。她开始写日记。她曾经是个中学老师，但是我常常想不起来这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她一直是个独自坐着的老人，与外面的世界根本没有联系。她写日记的劲头非常猛，常常从醒来到睡过去，都在写。在生过几次病以后，她就不再去外面捡垃圾了，也很少下楼。有时候下午趁我爸爸妈妈不在，她会来敲门，问我讨支圆珠笔芯，或者是讨一叠用过的草稿纸，那多半是她写到一半，纸笔用完了。不知道为什么，她仿佛从来不问我的爸爸妈妈要这些东西，甚至故意要避开他们似的。
自从她开始写日记，就渐渐变得日夜颠倒。常常清晨的时候她还醒着，又会一觉睡到傍晚，四五点钟把午饭热一热吃掉，等到晚上十点再吃晚饭，完全生活在了我们的平行世界里，像是我们家里的一个幽灵。
现在有时，我也会在傍晚醒来，在傍晚醒来被列在我人生绝望辞典的前几名，特别是那些天黑得特别早的冬日里，醒来以后像是生活彻底失重一般，觉得一切都难以继续。我难免会在这样的时刻想起我的奶奶，想起她在人生最后的那很多年间，面对过许多这样的时刻，每每想起，我心里都黑暗一片。
没有人看过奶奶的日记，只知道她铺天盖地地写。过年间有亲戚来我家里，开玩笑地问起说她是不是在写回忆录。她向来内向害羞，面对这样的问题，只能用手捂起脸来笑笑。但其实有一次，我偷偷看过她的日记。她的字迹很潦草，难以分辨。细细看来，她写的是每天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些什么，领导人发表了什么讲话，主持人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她还会在旁边标注一下说，裙子很漂亮。然后她会写到在弄堂里遇到了隔壁邻居家的谁，说了些什么话。中午妈妈为她准备了哪些菜，一样样地写出来，不忘加一句说，媳妇很贤惠，午饭的营养都很好。她也写到我，写我每天晚上都上楼给她送水果吃，写我的考试成绩。
总之就是这样的日常生活，铺天盖地，写得她背越来越弯，时间以圆珠笔芯递减的速度流逝，倒也算是有迹可循。那些写过的纸和本子被捆起来塞进床底下，像是把消磨时光的日常生活也都全部打包起来。
之后她的身体变得很差，我去念大学了，家里也没有人能够时刻看护着她，于是爸爸决定把她送去养老院。我记得送她走的那天，她整理好衣物，安静而羞怯地坐在床边，是她向来的神情，总是担忧打扰到别人，尽量隐匿掉自己的存在。等到车子来接她的时候，她突然鼓起勇气似的问我爸爸说，日记怎么办呢？我爸爸愣了愣，他是个孝顺的儿子，为了在养老院里占据个好床位，托了很多关系，但他一定没有想到，奶奶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接着奶奶说，就这样放在屋子里，不会被其他人看到吧。我站在旁边，心里咯噔一下，差点哭出来。
奶奶非常怕死。在我们非常少的几次聊天里，她与我说起过刚刚来上海时的情形。她与家里人坐船逃过来的，当时日本人的飞机一直在扔炸弹，她只管闭着眼睛，听炸弹在水里炸开。然后她逃到虹口区的日租界，在精神病医院里躲了一阵。说起这些来，她也都是轻描淡写的，但是脸上带着种小女孩讲故事时的情形，会用手拍拍胸口说，炸弹响得怕死了，怕死了。
她那么敏感，纤细，孤独，胆小，这漫长的二十年间，难得几次与我走在马路上时，都要紧紧地拽住我的袖子。所以我其实真的不知道，她的内心是怎么去面对死亡的。家里人对她的照顾向来很好，但是在很多个冬天里，我看到她穿着棉袄，缩手缩脚地坐在窗边，旁边是一盆正要冒出花苞的水仙，脸上依然是那种害羞的神情，混杂着一些忧愁。我到现在也想不起来，她是否曾经开怀过，甚至在很久以后，翻出她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她依然是那副神情，哪怕是在笑，也微微皱着眉头，为不知道什么事情而担忧着。许多家里人都说她看起来不老，这些年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我觉得她眼里的某种光芒在一再消逝，家里人却都没有看到似的。
自从她去了养老院，我就很少看到她。我从来不觉得中国的养老院有什么好的，更像是个医院，自从她去了那儿，就迅速地衰老，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或者说一个真正在等待死亡的人。就好像她身体里的那根橡皮筋也松掉了，她总是茫然地躺在那儿，也不太跟旁边的人说话。
我从心底里抗拒着去养老院看她，这种感觉就跟十几年前我假装不知道爷爷的死差不多。我在这很多年间反复地质疑自己是否冷血，残酷，不近人情。后来觉得，最要命的大概是我的软弱，在面对无能为力的悲伤时，自我防御机制就立刻启动。我现在都还记得爷爷去世那天太阳的温度，以及那段从家里走到学校短暂的路途。心里没有丝毫的悲伤，硬得像颗核桃。
我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在2007年的夏天，在我去北京之前。那段情景之后被我写进了一个叫《光斑》的短篇小说里，小说的主人公叫英婆婆，我的奶奶就是那位英婆婆。我沿着充满消毒水气味的走廊走去她的房间，她不在，我又转头去走廊里找。过了一会儿，才看到她坐在走廊里，旁边有几个老人在聊天，她仿佛在听，但是却又扭头看着其他地方。不知道是谁帮她剪的头发，非常短，像个男人。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为此发脾气。在那最后的几年里，她的脾气变得非常不好，妈妈有时候会抱怨一下。我却总是不由想起，在爷爷刚刚去世后不久的那些暑假里，我与奶奶两个人单独度过一个又一个的白天。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对她发火，有一次我画一幅油画画到一半去午睡，醒来时看到她把我的油画笔洗了，而且在水里泡坏了。我为此而坐在床边大哭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对她发火，我想她也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对其他人发火。她心里肯定也很难过。
那天她看到我，从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掏出一片柚子给我吃。我告诉她我要去北京了，她听得不是很清楚，反正那时我也常常要出远门的，所以她大概只当我是去某个地方玩一会，很快就回来。
她握着我的手，说，你是最好的。
我说我不好。
她也没有听清楚，她又说了一次，你是最好的。
她去世那天，我在北京，接到家里人打来的电话。我们一家人全都不善于表达感情，所以这样的电话就更加言简意赅。我挂掉电话以后独自坐在家里发呆，眼睁睁地看着外面的天色暗下去。到了天黑以后，有朋友叫我出去吃饺子，那天大概是冬至吧。我们约在一个地铁站见面，然后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在胡同里乱窜。那家饺子店铺闹哄哄的，门口挂着块棉被阻挡外面的寒气。我们一鼓作气叫了差不多一斤的各色饺子，他还专门跑去隔壁帮我买了桂花酒，自己买了二锅头。我们像平常一样大吃大喝，还大声说话，我假装得，都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在假装了。
然后那个朋友给我说了一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啊，他把一张纸巾撕来撕去，贴在脸上假装是猪八戒。我喝得有点多了，就看着他大笑起来，很快就后悔，大笑带来了剧烈的情绪失控，一会儿我就转为大哭了。朋友挂着那张猪八戒的脸看着我，他也没有问我为什么哭，只递给我纸巾，然后自己把剩下的饺子都吃完了。
那天我始终在哭，一直到深夜，有朋友给我打电话，我因为过分哽咽而根本没有办法接。我想起当我们最后住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我也常常熬夜到凌晨，两点或者三点的时候，奶奶会从她的房间里走出来，若是看到这儿的灯还亮着，她就走过来看看我。我总是对着电脑在玩游戏，屏幕莹莹发光。她不是很明白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只以为我一直在做作业。于是她站在旁边看一会儿，然后说一句，做功课不要做得那么晚。其实那时我早就已经不需要再在半夜里做功课了。
我想，奶奶是与我一样的人，孤独怎么吞噬掉她，以后也会怎么吞噬掉我，甚至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像她一样，在漫长的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独自面对死亡的慢慢到来。
嗯，这个过程实在太过于漫长了。
摘自《鲤·变老》 文|周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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